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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里亚·穆萨维，我的兄弟
扎卡里亚·穆萨维，我的兄弟
——全球化中一个法国穆斯林青年的悲剧
作者：
萨马德·穆萨维
佛罗朗丝·布奇亚
本书根据法国德诺埃出版社2002年版译出
原书名：Zacarias Moussaoui, mon frère
原作者：Abd Samad Moussaoui, Florence Bouquillat
序
2001年9月13日，回家的路上。
不久以前我刚刚成为芒德职业专科学校的电子技术教师，上完了一周的课，收拾整理好我在学校里的寝室，便开上我的老车，不紧不忙地回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泽注），与我的妻子共度周末。时间将近晚上八点。
夜幕降临在迷忧高地。像高原上通常的晴空，天幕上缀满星辰，晶莹闪烁。收音机打开着，我在听法国新闻台。像所有人一样，在美国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爆炸两天以后，我想知道世界上发生着什么。在拉尔扎克高原，播音员的声音变得飘忽不定，因为无线电波迷失在绵延之中。
我开始走神。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声音，有些木讷，却很惬意，摇篮般地在心弦上轻轻拂过。我听到那声音说到我的姓：“穆萨维”。是我弟弟的名字“扎卡里亚·穆萨维”使那声音变得振聋发聩。不可思议!电台里的声音在谈我的弟弟!这难道是做梦？不，是噩梦，是噩梦的开始。
“扎卡里亚·穆萨维，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本年8月17日于美国被捕，可能与世贸大厦被炸的恐怖事件有关……”
我脑中一片混乱，无法思考。努力集中精力开车，双手僵直地搭在方向盘上。固执地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小细节上：扎卡里亚·穆萨维，那个属于我的，我的弟弟，他不是阿尔及利亚裔，他是摩洛哥祖籍。这个穆萨维仅仅是同名，不是我弟弟。然而，在我的心底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窒息了，悬而不决。我明白，唉，那不是不可能的，我的弟弟。
“来自法国南部的纳尔本，扎卡里亚·穆萨维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被捕，届时他正在学习飞机驾驶……”
“来自纳尔本”，难道同名同姓的人也来自同一个城市？我不能再想下去。我只想快点到家，与我的妻子、我的朋友们在一起。
已经一年了。一年以来，人们围住我，不停地质问着。法国的、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谈论着扎卡里亚·穆萨维，我的弟弟。人们同时也涉及着我，萨马德·穆萨维。心中像被压上一块大石头，如此沉重，以致无法言语，也无法再独自承受下去。
渐渐地，在孤独中，没怎么思索，我自然地选择了书写，这是使我稍释重负的惟一方式。于是，在您的眼前有了这样一本书，关于我所知道的我的弟弟的故事。他是谁？他的经历？他如何被牵连到恐怖事件中去？是否可以避免？我试着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点基本的线索。我将向您讲述我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转述我所听到的，我的外婆、我的姨妈和我的舅舅大声讲给我们的，关于老家的故事。
我将向您诉说这一切，并希望能够说得清楚。
第一章、我们的“家”
我的外婆叫阿米娜。阿拉伯语的“阿米娜”意为“安祥”、“平和”。这名字很适合她。我外婆可是个人物，出身贵族家系，是先知的后裔。如顺着这一家系追本求源，可以上溯到穆雷·伊德利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一位伟大的圣人。摩洛哥皇室姓晒利非，是伊德利斯的另一系后代。
阿米娜出生于摩洛哥南部的塔非莱特，今年90高龄。她自然经历过殖民时代，动不动就向我们讲述20年代的时候，塔非莱特如何抵制法国殖民，法国与摩洛哥之间的战斗或军团轰炸等等。法国殖民者占领了塔非莱特，然而饥荒漫延，阿米娜一家也被迫迁徙到阿塔拉中部，在荒凉的高山上一个叫阿兹鲁的村庄住下。冬天的时候，村里的街道白雪覆盖。正是在那里，阿米娜结识了我的外祖父。他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外婆很少提到她的前夫，他们生过一个女儿，叫鲁卡亚。我外公叫梅吉，意为“麦加人”。他比外婆年长很多，大概差出20岁，他也结过婚。那个时代，鳏夫寡妇少有长时间孤身一人不再婚娶的。
梅吉的家庭富裕，拥有丰厚财产。他在整个地区拥有好几个肉店。而且他人又吃苦耐劳，好心肠，因为慷慨帮助穷人而远近闻名。人们从几十公里以外结队而来，翻山越岭，阳光下、雪路上，向他寻求救济。梅吉送给他们牛羊肉，带回家给他们的孩子们吃。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帮助一无所有的人对于他来说义不容辞。
梅吉也喜欢种地，可死亡却在那里等待着他。那是1953年，正是秋收季节。外婆当时还只有四十岁，有五个孩子，大女儿鲁卡亚，是第一个丈夫的。与我外公又生了四个孩子：大儿子穆罕默德，然后是二儿子沃马，接下来是我母亲阿伊莎，最小的是我姨妈竹吾尔。外婆从此以后要一个人养活五个孩子。独自一人，而且出乎她意料之外地贫穷，因为梅吉居然没留下分文积蓄。为了生存，阿米娜先是卖掉了最后一个肉店，然后心灵手巧的她开始烧制陶炉，这类炉子今天还有人在用。她在市场上出售，换回买米钱。阿米娜从此成了穷人。
贫穷但却要强。那时候的学校尚未实行义务教育制，但阿米娜却坚持要她的孩子们，特别是女儿们到学校里上课。我的母亲和姨妈都必要去读书。对于我母亲阿伊莎来说，那可不是什么有兴趣的事儿。不过阿伊莎很喜欢白人神父的教会，那是多年以前在阿兹鲁镇设立的。她的妹妹，我姨妈竹吾尔则是学校里的优等生。
外公去世的时候，我母亲大概有七岁，我姨妈四岁。两个舅舅稍微年长一些。我说“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登记不像现在这样准确，日期都是约略的。外婆独自一人，又要工作，又要养活孩子，又没有父亲的权威，终于无法靠她微薄的收入保持温饱。于是，她将阿伊莎寄养在一位表亲家里。交换的条件是，阿伊莎需要帮助做家务。
像她的哥哥和妹妹一样，我母亲阿伊莎是在没有父亲的境遇下长大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只想一件事：离开这个家。那是在她刚进入十四岁时，阿伊莎认识了我父亲，奥马尔·穆萨维。他是菲斯人，离阿兹鲁60公里。菲斯是个大城市，以其瓷砖、镶嵌艺术，特别是卡拉维因（Qmawiyyin）神学院享誉全摩洛哥，甚至闻名世界。我父亲是瓷砖匠，因此，经常到各地的建筑工地干活，也就这样认识了我母亲。阿伊莎马上就表示要与他结婚，以便离开她自己的家。外婆一开始很反对，对她来说，十四岁的阿伊莎还是一个小姑娘。不过，在当时的摩洛哥南部，这个年龄的女孩被父母嫁出去并不罕见。阿伊莎固执地坚持着，直到我外婆同意为止。很自然地，结婚的同时，阿伊莎休学了。上面的版本是外婆和舅舅、姨妈的，与我母亲所讲述的完全不同。在我们整个童年时代，阿伊莎灌输给我们的是，她在十四岁便“被迫”出嫁。
婚后，我母亲先后生了两个孩子，都很快夭折。十七岁的时候，我的大姐纳迪娅出世。两年后，二姐加米拉在比纳出生，两人都生在摩洛哥。二女儿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听人讲在法国可以找到工作。那是1965年，法国来招工的人说，他们那儿需要灵巧的工匠、泥瓦匠或瓷砖匠，只要技艺高超又肯吃苦，如此在富有的法国可以有份很可观的工薪……其实，我父亲当时在摩洛哥赚的钱很多，他甚至有一辆汽车!可他觉得以他的手艺，在法国他可以为家庭赚更多的钱。我父母因此决定，来法国定居。这一版本还是我外婆和姨妈、舅舅的，我母亲从来不对我们讲她的童年。她说的只是她曾学会裁缝，她被迫结婚，我父亲是个魔王，她母亲如何凶恶，还有她被一位表兄养大……
穆萨维一家在巴雍尼住下，因为我父亲知道在法国西南部有活做。事实上，他立刻就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对自己的本行十分精通，技艺高超。比如铺一张30米长20米宽的水泥防水面，不用水准器，他一眼就看得出细微的误差。很快，他生活充裕，而且为自己买了一辆雷诺16!我记得有一次出了车祸，我们的车翻了，结果我们从后车窗爬了出来。我还记得一部很大的彩色电视神气活现地摆在客厅里。
我是在我父母和姐姐到法国两年以后出生的，那时他们已搬到昂代。我出生的时间是1967年1 月1日午夜零点30分。据说医生是穿着节日服装来我家的。我弟弟扎卡里亚是在圣·让德律兹出生的，时间是1968年5月30日。在他三岁的时候，也就是1971年6月28日，巴雍尼法院宣布了我父母的离婚，我母亲坚持的理由是我父亲打她。可是我没有任何关于暴力场面的记忆，当然我或许还太年幼。我所记得的只是有一天，我母亲对我们说：“大家去夏令营。”“大家”意味着“她和我们”，她的孩子们，我们一行五人，就这样离开了家，向多尔多涅出发。我大约四岁，扎卡里亚三岁。阿伊莎在那个夏令营找到了一份洗衣服的工作，并且有一个宿舍。我不记得她告诉过我们她已经离开我父亲。只是从某一天开始，我们不再与他生活在一起了。
那是夏天，夏令营里有自行车，我们到处闲逛玩耍。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真正的假日。氛围不同寻常，因为没有我父亲，当我想他的时候……我没有很多关于我父亲的记忆，至于扎卡里亚，恐怕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离开我父亲时他还太小。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多尔多涅，可是这一次走得更远，到了东北边的米卢兹。何等变迁!惟有一件事没变，那就是我父亲一直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到米卢兹？因为我母亲在那里找到了另一份工作。我不知道找到的是什么工作以及是如何找到的。
几乎是刚刚到达这个阿尔萨斯地区的城市，我母亲就把我们四人，我的两个姐姐，我和我弟弟，送到了孤儿院。由于她无力照料我们，当地的卫生社会辅助部门便把我们收养起来。于是，陡然之间，我们又处于无父无母的境地。关于这段阴郁的幼年时代，我记得的事情很少，记住的却是一些很糟糕的印象。院里的教员虽然特别和善，可是我们姐弟四人总会感到与其他的小孩们不一样。扎卡里亚和我看着他们时，觉得他们是外星人。甚至连教员们也让人觉得奇怪，因为我们不懂他们到底要让我们做什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年的12月31日，半夜12点，他们来把我们叫醒，说是要庆祝我的五岁生日，而且，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热葡萄酒!还有一些记忆很详细，比如孤儿院房间的布置格局：木块地板和旋转楼梯。我们住的寝室是两人一间，木床上厚厚的鸭绒被褥，柔软而保暖。米卢兹冬天十分寒冷!男孩宿舍与女孩宿舍是分开的，中间有一天井，通向食堂。
我总是与我弟弟在一起。安拉保佑，人们没有把我们分开!扎卡里亚实在太小，他只有三四岁。我的两个姐姐住在女孩宿舍，不过白天我们在一起。事实上，我的大姐纳迪娅总在看着我们，大概是我母亲让她管着我们吧。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个孤儿院，什么事情都发生过。特别是在那些大孩子们中间，有吸毒，有的卖淫的。我们得特别小心别跟他们一样，别像他们那样言语粗俗。我们从不跟那些最凶的大男孩们在一起。其实，他们中的一些孩子有着真正的情感方面的不幸。
扎卡和我因此形影不离。我们无论是在庭院里还是在食堂，从来不分开。我们玩儿得最多的是球类，比如猎人球游戏或足球。有时也玩儿踩高跷，最有趣的是在高跷上打仗。
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段生活是一个插曲。我们不怎么明白为什么要在那儿，不过直觉上知道有点不同寻常。我们不怎么去想它，只是希望别在这孤儿院待太长时间。而且我们肯定时间不会太长。孩子们与时间有种特殊的关系。事实上，这段插曲持续了一年以上。
我们后来明白了来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母亲与我们的父亲离开了，她又无力抚养我们。一天又一天，我们盼望着别在孤儿院待太长时间。我们肯定不会，因为我们的母亲向我们保证过。每天我们都缠着姐姐纳迪娅，问她什么时候我们的母亲来接我们。而每一次，她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很快……”。我们毕竟会时不时地担心起来。我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在周末时把我们接出去。她每周来看我们一次，却从没有把我们带回她的家，或许她那时还没有“她的家”。
终于有一天，她真的来把我们接走了，彻底地离开这里。奇怪的是，我虽然有许多其他的细节浮现在记忆中，关于这一天却是一片空白。我只记得从孤儿院出来后，我们住栗树街，是那种舒适的楼房。有漂亮的割绒地毯，带玻璃墙的电梯。我们住的是四楼的一套房子。比起孤儿院，真是有天壤之别。对于扎卡里亚和我来说，我们的母亲简直是位英雄，为了她的孩子们，她奔波劳作，牺牲了自己为使他们幸福。难道不是她把我们从孤儿院中救了出来吗？
阿伊莎找到的工作是在邮局里做清扫工。邮局总监叫约瑟夫·克里发。他后来当选为米卢兹的市长，并因为与极右势力进行斗争，参加共和国阵线而闻名。克里发十分同情我母亲无保障的处境，孤寡一人带着四个孩子，这很触动他。况且，阿伊莎逢人便说，我在摩洛哥被逼婚，她的丈夫打她。在约瑟夫·克里发的帮助下，她在获得了法国国籍后，正式获得聘任，成为邮局的公务员。
她的工作要起早贪黑，以至于我12岁的姐姐纳迪娅成了家中的保姆。她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并且照料我们。晚上她为我们做饭，早上她帮助我们穿衣服。可千万要老实，哪怕动一下耳朵，也会招打。二姐加米拉作她的助手。看管我和扎卡里亚，她们俩加一块也不嫌多。
我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住进国家福利救济房，是在布茨维耶区。布茨维耶被人们普遍称为“老大难区”。不过，我和扎卡里亚那会儿只知道玩儿。去学校是为了玩儿，出学校也是为了玩儿。这是我们惟一的和永远关心的事儿!
在我们学校，老窦一家很出名，因为他们有17个孩子。最好别跟他们惹事，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假如跟其中一个人打起来，其他十六个会接踵而来进行救援，实在可怕。仗通常是在“同代人”间进行的，比如，扎卡里亚与窦家的一个同龄孩子打起来，很快就开始升级：窦家小孩叫来一个大一点的哥哥，扎卡里亚则喊我。可是当窦家孩子再叫来一个大一点的哥哥，我们就只能叫姐姐加米拉来援助。为了保护我们，加米拉很厉害，会像男孩子一样打拳头。如果窦家孩子再升级，我们就喊纳迪娅。可惜呀，纳迪娅是我们最后一梭子子弹，可他们至少还有13个后备……
在学校，我们也有许多恶作剧。有一年的九月，整个小区的孩子们一致认为返校时间太早，于是想出点子来延长假期。开学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几个淘小子溜进学校，将所有的黑板和椅子都搬到一个大教室里，然后将它们用喷漆筒涂鸦。返校日被推迟了一个星期，那是我们的一次胜利!
扎卡与我喜欢自行车比赛，可是我们的车技不高，骑的时候只能左边歪过来，右边斜过去地蹬着，假如一脚踩空，那会摔得很疼。不过我们是足够野的。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爬外面的雨水管道，比谁最先爬到屋顶，与其他孩子们较量勇敢和机智。
当时在我们城市，来自地中海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子弟很多。除了当地有几家以种族主义著名外，大家相处很好。阿尔萨斯人一旦成了种族主义者，那可不开玩笑!考尔家的人碰上我和扎卡，会辱骂我们“肮脏黑鬼”!注意，不是“肮脏阿拉伯人”，而是“肮脏黑鬼”!肯定是因为我和我弟弟的皮肤颜色足够深了。阿拉伯人或黑人，他们根本不区别，我们不是白人，这就足够了。某一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他们家的老大侮辱我们。他大概有十五六岁，于是我们打了起来。那是个很凶狠的人，而且比我们大得多，撕扯之间，他猛地把我扔到一个尖尖的铁钎上，尖头扎进了我的腰，我被送进医院。现在我腰上还留有一个疤痕。
布茨维耶附近有一水塘，我们自制一些小船打水战。那时候，我们真正的生活是在外面，只要可能，我们就逃出家门，在外面玩儿。在家里待着，实在没什么意思。我母亲从来不管我们，她总是有许多事要做。千万别产生任何幻想，期待有一天她会向我们说一句温柔的话，做一个母爱的动作，这些她可不会。反倒是我的两个姐姐，她们所做的，远远超过保姆，可是我母亲永远不满意，她总是在不停地指责她们。我和扎卡就这样独自长大。相互帮助着，也依靠了我大姐的照顾。在学校里，我们不用功，或很少用功，但我们俩每次都正好能被排进优等生行列，只是因为我们不笨。那是在小学二年级时，我开始明白，还是应该做基本的功课，那同时，扎卡里亚也明白了。
在布茨维耶住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有时会来看我们，或更准确地说，试图见到我们。就像玩儿游戏，游戏规则极严格，是我母亲直接向我们颁布的。她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待我凶狠，他是个恶人。你们中有谁要去见他，从此就不再是我的儿女，所以，他一来你们都给我立即跑开。”于是，我父亲一到，我们就跑开，像我母亲要求的那样。四个人，四方逃散，躲避一只凶狠的豺狼。那可怜的男人!
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样的一个场面。我父亲预先通知说他要来，因为他有权利见他的孩子们。我母亲告诉我们：“他大概四点钟到，在这之前，你们都躲出去。”我们驯服地听从。当我父亲一到，就发现我们不在家。与其留在那里与我母亲口角，不如立即转身出来，到小区里找我们。他可是开了好几百公里的车来看我们的。我们年幼，他猜我们不会走出去太远。或许他想不到我们在躲他，或许，他想我们的母亲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到来。当他找到我们后就说：“来吧，我们一起去散步。”而我们却立即逃跑。他追上我们，并把我们抱到车里。当他发动汽车时，我与扎卡快速交换了一个眼神，在这种危险境地是不需要言语的，我们俩同时打开车门，跳了出去。假如不是如此，我们将不再是我母亲的儿子，她发过誓!
这一情节后来重复发生过好几次，直到我父亲放弃希望为止，我是这样猜想的。他最终明白是我母亲指使我们反抗他。他大概想过等我们长大一些，我们自己会决定是否与他见面，自此以后，他不再寻找与我们见面的可能性。马上，我们的母亲换了新的说法，坚持不懈地重复着：“嗯!你们看见了吧，你们的父亲抛弃了你们。”
不久以后，我母亲认识了穆罕默德，他住到了我们家。我母亲有一份工资，又领一份家庭救济金。她很会攒钱，竟然成功地买下一幢房子。那房子坐落在米卢兹城中心，当年是为钾矿工人盖的。我记得很清楚，房子的价格是12万法郎，因为我母亲除了这个不说别的。房子是三层小楼带有一个很大的园子。我们又把楼上的一层修缮过，并把园子里的一个木屋也清理一新。在凯塞尔堡街8号，市中心斯多赛尔大街旁边。
穆罕默德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继父。我们有过好几个“继父”，不过他待的时间最长。穆罕默德是个正直的人，而且从来不碍我们的事。反正一切都是我母亲做主。而且，这是“她”的房子，这一点她时刻记得提醒他。他什么都不说，从来如此。他是标致汽车厂的工人，不上班的时候，就去他租的菜地种菜。这叫做“工人园地”，我们每个周末都去那里。在这小块地儿上种瓜果菜蔬，是他最大的乐趣。穆罕默德来自摩洛哥的里弗，是乡村地区。他喜欢在地里干活，种些豆角、草莓、西红柿什么的。我觉得我母亲和他应该是把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了，因为我们好像没吃过太多，平时的饭是黄油涂面包片和牛奶加巧克力。
有一天，穆罕默德想带我一起去菜地干活。因为我不想去，他就用力把我放在他的双膝上，开着他的标致204往那儿去。我在他的膝盖上乱动，他车开得也就摇摇摆摆。当开到我家门口时，我咬了他一口，疼痛之下他没来得及转方向盘，汽车直撞到一棵树上!标致204毁了。
离小区不远处有一些巨大的废石堆，年代久远，当地的人管它们叫公鸡山。那是一些小岗，有一片树林和一条小河。那是个很荒僻的地方，成了同性恋的约会地。我们对自己的挑战是，到那里走一遭，体验害怕的滋味。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我们需要穿越公鸡山而不被抓住。我们哆哆嗦嗦地走进去，不敢弄出任何响声。然后，撒腿狂奔，边喊着：“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全小区的孩子们便闻风而逃，兔子般地跑散。
那时候我们玩儿滑轮和雪板。我们也“收集”赛车。这些自行车不大，我们就先把它们推到运河边，扔到那儿，然后回家，若无其事地让继父带我们到河边散步。走到运河边时，我和我弟弟忽然惊喜地喊起来：“看啊!河边有一辆自行车！”于是，继父帮我们从河边把车子拉出来，我们也心满意足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我们就这样攒了一打自行车。每次外出散步，我们都能“捡到”一辆自行车!终于有一次，继父明白了我们的把戏。当他把自行车从河里拉出来后，便宣布说：“这是我的自行车，因为是我把它从水里捞出来的。”扎卡里亚吃惊不小，他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次，从学校出来，我懒得走路回家，正好有一辆小自行车。一不做，二不休，我骑上车回家，临近时，把它扔到运河里，像平时做的那样。可是这一次被人看见了，车主突然出现在我们家，他找到纳迪娅和扎卡里亚，对他们说：“有人看见你家兄弟拿了我的车，请告诉他给我送回来，要快!”我到家后，扎卡里亚问我真相，我回答说“不是真的，不是我干的。”他信以为真，愤怒地找到车主家，向他说理：“您怎么可以随便指控我哥哥偷了你的车？那不是他干的。如果是他，我一定知道。不能没有证据随便乱说，您的指控没有根据，却在小区里影响了我哥哥的声誉……”一个八岁小孩如此振振有辞，实在不可思议!我的小弟弟如此教训一个成人，以便证明他哥哥的清白，因为他受不了这里的不公正待遇。结果那车主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便不了了之。后来，我告诉了扎卡里亚真实情况，他生气极了，嫌我欺骗了他。他当然有道理生气!
小区孩子们最开心的“运动”是用弹弓射公共汽车。有一次，遭受弹击的公车司机调过车头来追赶我们，下了车发疯地将我抓住，揪住我的衣领不放。我心里忐忑不安，但因为手里已经没有弹弓，便大喊：“不是我!不是我!”我弟弟又一次赶来救援，对司机肯定地说：“不是他干的。不明真相便指控别人是不对的!”不过这一次那人没上当，他把我们带到我家，我母亲当着他的面训斥了我和我弟弟。可是还没等那人的背影彻底消失，她便放开我们说：“行了，甭管这家伙，玩儿去吧!”
住在布茨维耶时，我姐姐纳迪娅上了中学。她虽然要操持家务，照料我们，在学校里却出类拔萃。校长说她是他最优秀的学生。纳迪娅长着一头黑发,自然卷曲，个子高高的,婷婷玉立。她参加舞蹈队,学校剧团,我们曾经全家去米卢兹剧院看她参加演出的第一出戏。加米拉则是另一种情形。我和我弟弟年幼的时候，我的姐姐们是盟友：两个大的对抗两个小的。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那是当她们明白我变得与她们一样有力量，甚至比她们更有力量的时候。从这时起，加米拉逐渐变成了我母亲和我大姐的出气筒。在家中，如果有谁是不公正的牺牲品，那一定是加米拉。不论是谁淘的气，挨骂的总是她。谁吃我母亲或我大姐的耳光？是加米拉。扎卡里亚和我很替她难过。
加米拉成了替罪羊，我们试着保护她。特别是扎卡里亚，他对加米拉十分友好，二人很亲近。自从我们搬到凯塞尔堡街，加米拉与我母亲的关系开始真正激化。那是由一个羊角面包引起的。每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我母亲会去面包店为自己买一个羊角面包,价格是两法郎。每天晚上，我母亲都会为第二天早上做准备，在钱包里放两法郎硬币。忽然有一天早上，那两法郎不翼而飞。不知被谁拿走了。我母亲没有追查，直接认定是加米拉干的。愤怒、吼叫、殴打加米拉，可加米拉完全是无辜的。
我母亲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但这之于我和我弟弟毫无用处。我们俩是如此贴近，以至于她想拉一个打另一个的企图只能碰壁。分离她的女儿们，相对要容易，而且，她有些招术。她把一个拉到一边去对她说：“你最漂亮，我更疼你”。然后她对另一个如此这般地重复一遍，并挑动一个斗另一个。说到对我们的体罚，她经常用的是一根掸衣鞭。不过她做得很细致，鞭打之前，她脱掉我们的衣服，并将我们的手脚捆起来……
扎卡里亚是最理想的弟弟。他有很多特点:机灵、聪明、善良,是一个令人喜爱的男孩。我们当中最友好可爱的一个，我想。我们俩密不可分，相互爱护备至。我想我们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以至于根本不需要语言表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相互依赖。我们俩试图尽量避开家里的纠纷，我们怕那是各种麻烦的源泉，只要可能，我们便一起逃之夭夭。我们两人做过很多恶作剧，但从来没有恶意和暴力。儿童恶作剧，是为了嬉笑，而非让人痛苦。
1974年，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摩洛哥，我们的故乡。那是多么特别的旅行!我仍然有着闪烁迷离的记忆。我们是乘火车旅行，那是一次真正的远征：单身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坐火车旅行！我记得天气炎热，在西班牙的火车站上，有人在卖水。旅行安排也一样，如同乐谱一样，一切都由纳迪娅安排得清清楚楚。我当时七岁，扎卡里亚五岁半。我一直记得姨妈做的蛋糕、硕大的西瓜和北非无花果。天气晴朗，我们与表兄妹们在大街上玩耍，愉快极了，那是一个极特别的夏天。以后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是1977年，我继父开车去的。那年我十岁。从米卢兹到塔吾里尔的路十分漫长！我与扎卡里亚钻到204型小货车后面，在行李中间睡觉。
一到摩洛哥，我母亲的言论就来了个大翻个。平时她总是在抱怨累死了，生活何等艰难云云，此刻，她对摩洛哥老家的人说的却是，我们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舒适，黄金遍地，只要愿意，事事成功。阿伊莎向她的母亲，也就是我们的外婆阿米娜介绍穆罕默德时，说他是她的丈夫。这个我们童年时的摩洛哥，给我留下了令我感动的记忆。对于我和我弟弟，只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的家。
从头至尾，外婆和姨妈都对我们体贴备至。她们平时见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刚到就处处受宠，特别是扎卡里亚，当然那是因为他最小。她们不停地给我们吃她们亲手做的各式点心，有蜂蜜和杏仁做的马可鲁达，透明蛇形卷兹拉比亚，上面撒上纯糖粉。有的时候，背着我母亲，她们塞给我们一些零钱，我们便跑到街角杂货店去买糖果。饭桌上总是有很多人，一个或两个塔中纳砂锅炖羊肉一直在火上煨着。另外，摩洛哥对于我们很重要，因为在那里我们与表兄弟姐妹们重逢。一切都新鲜有趣。
礼拜天时，我们陪表兄弟们去古兰经学校。关于古兰经，我与扎卡里亚知之甚少，更何况古兰经学校……我们发现很像做游戏，可同时又有点神秘：在一个大厅里，所有的孩子都随着一位老师重复这本圣书中的一些经文。可我们的母亲或继父却从来未对我们谈起过古兰经。孩子们年龄不一，小的在前面，大的在后面，老师使用不同长度的芦苇，以便够得着每个脑袋。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唱诗：“比思米拉咳，拉一拉河马尼，拉一拉河马……”(“以神之意，宽恕，仁慈”)。我们马上就背了下来，可以高声朗朗地重复，那真是美妙的假日。
平时，我们的假日以及所有星期三都是在活动中心度过的。某一天我们感到厌烦了，与扎卡里亚便要求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注册星期三的体育活动。先是柔道和唐手，后来扎卡里亚打手球，我则打篮球。对于扎卡里亚，手球很快就不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他的激情所在。他参加米卢兹市体育协会的球队，球艺出色。他有一位手球队的朋友，叫托马斯，后来进入甲级队，托马斯谈起扎卡里亚说，他记得很清楚，扎卡里亚有一个怪癖，他打球时总是把舌尖伸出来，击球时会咬住舌头。弄得大家每次都担心，一不小心他会把自己的舌头咬断。扎卡里亚的天赋被所有人一致承认，包括他的教练，他的队友，甚至他的敌手。他的角色很艰巨，像丁·理查德逊在法国国家队中的角色一样，要切入对方篮下，伺机转身投篮!扎卡里亚参加夺冠比赛，他们队获得了上莱茵省的冠军，接下去是阿尔萨斯的冠军。我场场不落地去看他比赛，当他的拉拉队员。那时，扎卡里亚觉得未来方向已描绘出来：他将进体育学校读书。
我母亲与加米拉的关系在继续恶化。仿佛疾风暴雨，她们都变成爆炸性的。加米拉开始屡次逃跑，我与扎卡里亚便负责去找她。只要她们在家里相遇，口角立刻爆发。阿伊莎对她的女儿充满真正的嫌恶，而上帝才知道，加米拉已尽了最大的可能性避免见到她。某个礼拜天,我母亲来到我的房间要与我谈谈，每次她想让我帮忙时都是这样。“是这样，我想让你帮我个忙。我想把你姐姐送到寄宿学校，因为我们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她是个不要脸的东西，粗鲁，在学校里不学习，我管不了她了。寄宿学校对她有好处。你能不能也去？这样她也不会太孤单。”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加米拉离得远些，只会有利于改善她们的关系。
我母亲来问我的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她清楚我与扎卡里亚和加米拉很亲，她也能觉出我很同情我的二姐。接着，很快就作出选择：她绝不能与纳迪娅分开，因为她喜欢她，更何况纳迪娅对她很有用。扎卡里亚还太小，不能去寄宿学校。她的盘算很准，我不忍心让我姐姐一人去那儿，便接受了她的建议。可是，我的离去使扎卡里亚很伤心，从某种意义上，他把这当成我对他的遗弃，虽然他也一样，不愿意他最喜欢的姐姐孤零零一人去寄宿学校。他只能接受这一事实，知道我是出于无奈。
新学期开学时，我便和我姐姐去阿特奇克，一个离米卢兹20公里的小镇，阿尔萨斯的腹地！我读初中一年，我姐读初三。学年一开始很不容易。我很想扎卡里亚，他也想念我。哥哥不在他会百无聊赖，而且更加容易受到家庭风暴的袭击。他咬紧牙关独自忍受着。幸亏还有手球。
我与加米拉就这样生活在寄宿学校。对于我们俩来说，那里的生活挺自在，有那么点探险的味道，是学习自由放任的一次机会。这一年我开始抽了第一支烟!这也可以说是我母亲的休息年，因为只有两个孩子在家，况且我大姐纳迪娅比雇佣一个人更管用，因为是免费的；我弟弟扎卡里亚还是个孩子。每个周末，我与加米拉都乘公共汽车回家。
与扎卡里亚重新见面时，我们双双紧紧搂抱在一起。整个周末两人形影不离。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成了他的手球比赛的坚定的和得天独厚的支持者。
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地我感到，日常生活对于我幼小的弟弟来说，实在不是玫瑰色的。出于害羞，他很少向我讲与我母亲争吵的细节，可他还是向我承认说，在家里，现在我走了，他每天都得十分小心警惕，躲避随时会降临的母亲霹雳。然而，他的努力不总是有效。
临近年终的时候的一个周末，我母亲将我们聚到一起，解释说她想要向邮局提出工作调动的申请，带我们到“阳光之地”。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立即表示反对，那就是扎卡里亚。“我不走。下学期我要进米卢兹的体育学校”，他向我们解释道。我母亲则顾左右而言他,全当没听见,拿出一张法国地图指给我们看，她的工龄允许她去哪几个南方城市：蒙彼利埃、纳尔本、佩皮尼扬、贝济埃。我们用尺子在图上量来量去,发现纳尔本离海最近,成了首选对象。我母亲让大家投票决定,只有扎卡里亚反对搬家。我和我姐她们已开始想像大海、阳光和连年假日。我们不留恋米卢兹,只有扎卡舍不得离开。现在想来，继孤儿院的遭遇以后，这次搬家对他来说是又一次严重的撕裂。这意味着他梦想的破灭：变成手球职业运动员，或许成为教练……
第二章、少年时代：快乐与挫折
我们搬家的时候，我十三岁半，扎卡里亚十二岁。离开米卢兹的前几个星期，整个收拾准备期间他都在咕哝：“我不去那边，纳尔本，腐烂的城市，反正我不去，我要留在米卢兹。”当然他实际上得跟我们走。我们那会儿还是孩子，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一起贪玩和恶作剧。尽管如此，从那时侯开始，扎卡里亚有了某种变化，仿佛在他身上产生出一种细微的漂浮不定，一痕苦涩或怨恨。如同一个细小的伤疤，几乎不可察觉，却永远不能被时间抹去。
扎卡里亚永远怀念米卢兹，或准确地说追悔一个想像的生活里程：一个手球冠军。离开米卢兹，我们的居住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东部，我们的房子很大，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我们的木屋。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可是到了纳尔本，自八月底迁入新居，我们立刻就又重新见到了“小区妩媚”，像电视里报道的那样：拉赞堡小区，第五层楼。刚进到房间里，第一眼的印象何等深刻，我们看到浴室里只有一个小得像木鞋一样的浴缸，太可笑了。只有两个寝室供孩子们用,男孩一个,女孩一个。
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我们不认识任何人。离开学还有几个星期，我们有时间观察熟悉周围的情况。我母亲有时间的时候，会带我们去海边。新学校是孟德斯鸠初中，就在我们家附近。这一阶段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在学校里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扎卡里亚进了初中一年。他好像在这新环境里比我更紧张，感受到更多的敌意。再加上我们有一个严重的缺欠：我们的阿尔萨斯口音!那是无论如何也掩藏不住的,特别是上法文课的时候。而且在纳尔本，我们是仅有的带阿尔萨斯口音的“黑人”。这惹得所有人发笑，除了我们自己在外。商贩、学监、个别教师，尤其是班里的同学和邻居，都用古怪的眼神看我们。
当我使用“黑人”来说我们自己时，是因为我们深色的皮肤在纯正法国人那里常会引起一种特别现象。尽管我们是阿拉伯人，但第一眼望上去，人们完全无法为我们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他们在非洲人或是南美安提尔人之间犹豫不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是来自异地的。他们只好向我们询问我们的原籍，只有在我们回答说“北非人”或“摩洛哥人”后，他们才晓得我们是阿拉伯人。这一模棱两可的尴尬，我从小到大都深有体验，我弟弟扎卡里亚也身在其中。此刻，到了成年，已“安家立业”，这种事不再成为问题，我已经习惯于此。然而，少年时代，我与我弟弟总是因为肤色而遭到询问，以确定我们的来源，那是一件令人极为沮丧的事情。这一不断被重复的提问，隐含着某种令人受辱和扰乱心绪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长相是无法被确认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某种正式身份。更羞辱人的是人们最后的反应，一种不自觉的躲避。对于许多人来说，安提尔人“无论如何”毕竟是法国人，可是阿拉伯人嘛，他们……
在小区里和在学校，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很漫长。在大楼下面，有一个手球场。理所当然地，扎卡里亚在我们刚一到达就去了那里。然而，小区里的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习惯，不那么容易接受一个新来的人，特别是一优秀的手球运动员!我跟扎卡上场，我们战无不胜地赢了所有的比赛。接下来差不多就是同时激起的群架。这里也一样，有多子女家庭，可我与扎卡里亚已经是大男孩，不能再喊我们的姐姐来救援!最后的结果常常比在阿尔萨斯更过火儿。
至少用了两年时间我们对这个南部城市才有了“我们那儿”的感觉。在拉赞堡小区，比我们年长的孩子们有真蛮横的。每幢大楼都有自己的帮派，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头儿。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被任何一帮所接受。可是不属于某帮，就很难在小区“站住脚”。就在我们到达前的几个星期，十几个15到23岁的青少年在海滩上轮奸了一位年轻妇女，并在这之前殴打了她的丈夫。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监禁起来，另一些则逃到国外。拉赞堡小区里有好几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牵连，这一肮脏的故事使他们深感耻辱。我们到的时候，居民们还在纷纷议论着这件强暴丑闻，小区内的氛围十分阴晦。
我们楼里住的人有原籍北非马格里布的移民，也有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拉赞堡小区在当时有个头号敌人，那就是邻近的另一个小区，叫帕斯图莱，在那里居住的几乎清一色的是纯正法国人。天长日久，帕斯图莱小区有了排外区的名声，而拉赞堡则成了大杂烩区。因为还有另外个一小区，人们不总会想起它，叫圣·让-圣彼得，那里住的则几乎都是北非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有时候他们与我们联盟，有时候他们与我们打架。然而无论在拉赞堡和圣·让-圣彼得之间有什么隔阂，面对排外区的帕斯图莱，他们的联盟是一贯的。这时，阿拉伯人的荣誉得到维护。这里的“阿拉伯人”是一个泛指词，意指小区里的所有居民。
不过事实上，十三四岁的扎卡里亚和我，是颇满足于我们的观众身份的。我们一般不参与那些群架，不过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拉赞堡的蹦舞会，圣·让-圣彼得的少年没被邀请，但想要进入。这立即就演变成一场街区战。三十多人厮打成一团。扎卡和我参与了战斗。但为避免遭受打击，我们躲在我们小区的两个壮汉背后，只要他们撂倒一个，我们就冲上去按住他们，以便那宽肩阔臂的两个人继续对付其他人。
在这类小区，规则很简单：只要在力气上别人不怕你，那你就白丁一个。因此你不妨去倒拔白杨，显示你的力量训练，让人害怕。到了两年头儿上，扎卡里亚和我也学会了怎样让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大概有十五六个人，差不多同期搬到这个楼里来的。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帮派。我们这帮中有一家是从北方来的，两个儿子又粗又壮，像我们一样，浓重的口音像刀割的一样。
我们楼下住的是蒂埃里，我们的好友。他一家十分好客，母亲在一个工人协会工作，是个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我们可以与她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谈政治，谈社会，谈未来……蒂埃里的父亲是速溶咖啡厂的推销员。他们家的大门向客人敞开着，桌上的咖啡永远煮好了等待饮用。我们一天到晚都往他们家里钻，回家只是为了睡觉。我们觉得，这个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温暖而热闹，不是喊叫造成的，而是欢声笑语所致。1982年世界足球杯赛期间，我们干脆就长在他们家，那是一段真正的节日!蒂埃里一家尤其喜爱扎卡里亚,他们说他是个小福神。应该说扎卡里亚很招人喜欢，善良，细心，敏锐并且幽默，很能征服人心。而且，他对欣赏喜欢他的人很愿意效力。
我们楼里还住着一个“自行车专家”，叫让。他偷自行车或摩托车的零件，然后组装自己的车。我们的相识是有一个故事作契机。他窃取了我的自行车的换速叉!但是因为我做过记号，所以，一眼就在他的车铺前认了出来。于是，在扎卡里亚的陪伴下，我找到让，向他说明我是怎样认得我的换速叉，并要求他把它还给我。让居然答应了。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让有一个亲兄弟和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他们是彪形大汉，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在小区里的“风险保安”。让和他的兄弟们占用了几个无人管的地下室，将他们偷来的自行车和各种零件摆在一层层的架子上，里面有最新样式的换速叉，革新的打气筒，未来防泥板……有几次我和扎卡里亚随他们骑车远足，一个周六下午骑150公里!回来后我们俩筋疲力尽，接下来的两天连路都不能走。可他们第二天又出发了。
偷车人把我们又介绍给其他的偷车人，其中一个叫达夫，是小区里的莽大胆，跟我年龄相仿。他是孤儿，父母在一场车祸中身亡。他的祖母好不容易地将他拉扯大。他有个叔叔因偷东西而被关在卡尔卡森监狱。他侄子却把他视为英雄。有如此这般的一个家庭，达夫在小区里很有名。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捣碎电话机钱箱，偷自行车、摩托车甚至汽车……无论他看见什么都不放过。他还发明了用旧汽车相互冲撞的游戏，以吸引观众，当然撞的车都是别人的。虽然只有十四岁，他却偷过雪铁龙500XT和双马牌汽车。有一次，他与星罗棋布的警察在小区里捉迷藏，因为他熟悉那里的每一个角落。达夫有点是小区里的英雄。
然而，大概是由于孤儿院时的记忆太深刻，我们总是对粗野的孩子们有种戒备之心，怕他们是未来的罪犯，因此，我们与达夫他们这些小偷一直保持着距离。而且是达夫本人向我们解释说，法律可以监禁十三岁以上的少年。这是一个警告，可惜对达夫自己没有抑制作用。他大概认为我与扎卡里亚没有痞子的天分。而我们一想到由于某桩犯罪记录而不能继续上学读书，就会吓得发晕。如果说在当时有什么事情是明确的，那就是今后我们绝对要继续念书。
扎卡里亚总是害怕那些违法的事，它们诱惑着小区里生活窘迫的青少年，而且他特别为我担心。他尽量避免我与十几个有恶名的人“不利往来”，并建议我小心别纠缠到那些下流的事件中去。
在学校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努力，一切可以说都不错。可是由于扎卡和我在家里几乎是彻底自由惯了，以至于在课堂上我们没有服从的品质。这一年，我“收获”了60多个小时的课后留校惩罚，以致被要求转学，理由是不守纪律。于是我们转到坐落于城市另一端的朱尔-费里中学，步行要半小时甚至三刻钟。那里与孟德斯鸠中学完全不同，是在一个富裕的城区，朱尔-费里中学也有“布尔乔亚中学”的别号。自此，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学校周围绿树成荫，校舍建筑也很美。然而现实与这一美好表象却十分不同，校园里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匕首，警棍，甚至有一次还有一把手枪。经常有打架斗殴的事发生。我升到初三，但成绩中乘，远不及初二时好。而且我还是不守纪律。数学女老师一见到我就头疼。扎卡里亚上初二，他比我聪明，明白不能太明显地淘气。
有一天下午，在院儿里玩手球时，我把大拇指触伤了。伤处很疼，我便想请假回家。可是学监不同意。我便做出强行通过的样子。在场的教育顾问想要抓住我，正好拉住我受伤的大拇指。条件反射下，我给了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愤怒之下，教育顾问把我弄到他的汽车上说：“去见你父亲!”
我父亲在同一年也搬到纳尔本。他知道好时光到来了，因为，重新见到他时，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逃跑了。他开了一个小的土木公司，在各处的工地上干活。住的是一套两室的公寓，杂乱不堪，可他开的却是一辆奔驰230!
教育顾问用汽车拉着我，到一个工地上去见我父亲。显然，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尽管我觉得自己有理。我们到的时候，我父亲正在翻修一幢四层小楼的门面。他斜在梯子上，两袋水泥稳稳地搭在他的左肩上。教育顾问把车停下来，看着脚手架上扛着水泥袋的我父亲。几秒钟后他改变了主意，宣布说：“我们回去!”回到学校后，他说：“就这样，你可以回到班上去!”如此打发我走很令我不解。在他双唇间掠过一丝笑容。我本来应该怀疑这家伙不怀好意，可当时，只觉得惊讶而已。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在打什么主意，但已为时过晚。学年结束时,教育顾问为我建了一个职业中学取向的档案。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升入初中四年,可是却被分配到专科技术班。更有甚者，没有任何人提前通知我，这完全是一种个人报复行为。开学返校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到朱尔-费里中学报到，一个学监把我推出去说，我已不再是这里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已在让·木兰职业高中注册，科目是管道工!在新高中15天以后，我明白自己被算计了，意识到任何努力都将无济于事。
扎卡里亚正常地升入初三。但他因为教育顾问的阴谋而愤慨。我们教育顾问由此一致得出了在国民教育领域中存在的种族主义的三种取向：与肤色相关的种族主义，与文化来源相关的种族主义，以及与社会地位相关的种族主义。我之被迫进入职业高中一事深深激怒了扎卡里亚，或许远远超过了我本人的愤怒。从此以后，他对一切有关国民教育方面的事情都不再轻易相信，因为他哥哥的信任遭到过背叛，他因此决定不再给予他自己的。为了不给教育制度任何可乘之机，他开始严肃认真地上课，甚至不再发生课后留校惩罚的事。
小区里有一个小超市。几个少年隔三差五地将某个窗户插销塞住，然后半夜里爬进去偷糖果。就这样，小区里的地下室成了糖果储藏室。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小山一样堆着的各种各样牌子的巧克力……这些战利品被攒着，小区蹦舞会时供大家分享。放假期间，我们有时会一连几天地“站墙根”或蹲楼梯角，有的喝啤酒，有的抽烟。扎卡里亚不喜欢这些，他甚至从来不抽烟。我倒是试着抽几口，但那主要是为了与其他少年伙伴在一起。
初中期间，扎卡里亚彻底放弃了手球。其实刚到纳尔本时，他曾在一个体育俱乐部注册。但第一次训练回来，他认定说水平太低，他不愿意往里搭时间。教练曾来到家里劝他继续留在那里。那是无济于事，我弟弟一旦决定的事很难改变。他雄心大，苛求，遇事极端。年仅十四，他判定了自己在纳尔本没有任何前途，像他在米卢兹期待的那样进体育学校学习。他说纳尔本的俱乐部不够水平，那意思是说不及他本人的水平，所以，参加那里的训练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我的弟弟总是这样，不是左就是右。当他相信什么的时候，他便信若神灵，全力以赴地去达到目的；当他失望时，那就完了，他随时会划上一个句号。
稍迟一些时候，他也试过橄榄球，并在纳尔本拉辛俱乐部注册，该俱乐部曾经是法国冠军队。他玩儿得不错，在场上打边锋。他大概跟着练了两个季度，以后开始抱怨教练的种族主义。我弟弟断言说，阿拉伯人打橄榄球，那怕再出类拔萃，也不会选在十五名当中。那时候，扎卡里亚认为纳尔本橄榄球队是相当排外的。他向我解释说，什么是橄榄球手说的“阿拉伯人”？他就是被他们请上一起去喝得烂醉，然后再被砸得头破血流的那个。
在新学校过了一年，扎卡里亚十五岁了，他结交了一些好友。初中三年是他的另外一个生活转折点，因为他的社会环境变了，在那里他接触的是另外一类人。在孟德斯鸠中学，他周围是一帮小阿飞，而在朱尔-费里的同学却是布尔乔亚子弟,那些企业家、教师家长们为他们的孩子选择的未来是进高等学院读书，带着他们到世界的另一端旅游度假。这是另一种生活，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展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孩子们中间却又不同于他们，这是否使扎卡里亚感觉痛苦？肯定是，但只是在沉默之中。总之，在这段时期，他建立了他一生中最坚固的友谊。好友伊夫，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司老板，他将“自然地”继承其位；好友莫里斯，父亲是房地产经纪人。
直到他误入歧途之前,扎卡里亚都保持着与他的朋友们很密切的关系。最后一个在法国见到他的人正是伊夫，那是1996年他最后一次回来时,两人曾一起喝过啤酒。在伊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