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亚洲奇迹

译注：文章为《外交政策》2008年七八月期封面故事，封面副标为《为什么印度可以教中国如何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应为杂志编辑所加，原作者并无加此副标题。

本文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作者。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及印度政治是如何影响商业、教育及企业的著作。(译注：作者还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密歇根商学院威廉大卫逊学院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研究员。)

 

民主是平和的、具有代表性的——并且在推动经济方面表现奇差，或者至少这是亚洲的惯例。正如多年来在散漫民主下的印度经济远逊色于国家主导下繁荣的中国经济。但印度最近的经济成功，给了持这种观念的人当头一棒。是不是民主终究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如果是，那么中国最好要小心了。

考量有两个亚洲国家的发展轨迹。1990年，国家A人均GDP317美元；国家B 461美元。到2006年，仅仅十六年前国家A还要比国家B贫困百分之三十一，现在已经赶了上来：它享有634美元的人均GDP，而国家B为635美元。好吧，如果让你来猜，这两个亚洲国家哪个是民主国家呢？

 

你也许觉得表现的较好的那个国家是集权中国，而逊色一些的是民主印度。在现实中，增长较快的那个是印度，而逊色的是间或集权的巴基斯坦。这一事实与集权国家比相似的民主国家更具经济增长力这一在亚洲尤其流行的观念正相反。这两种政体被强制的打上极端的劳工标准和政治妥协的标签。

 

但是当然，相似的在中印之间的比较支持集权优势，不是吗？结论似乎是明显的：中国是集权的，增长迅速；印度是民主的，增长缓慢。多年来印度人一直羞怯的为自己的民主辩护 ——“是的，我们的增长率很糟糕，但是低增长率对于治理一个如印度一样的庞大、多样的民主国家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辩解了。印度已经结束了它声名狼藉的每年百分之二到三的“印度增长率”，并开始经济起飞。近期印度的成功令人印象深刻，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每年百分之八到九的“东亚增长率”，而且因为其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印度奇迹已经不仅限于带有自吹自擂性质的IT产业，它的制造业正在起飞。即便是历史上一贯疲弱的农业也开始增长。

 

那这又把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多年来享有的“集权优势”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呢？印度奇迹的显现应当，希望是永久的，击碎了民主不利于增长的这一徒有其表的观念。在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纪念其经济改革30周年的时候，他们应该深刻的反思一下印度经验，以及什么才是他们自身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

 

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之间此消彼长的观念在亚洲政治与经济决策者中根深蒂固，就连一些西方人也是如此。但是这一想法从来就没有被系统论证过。如果像印度这样一个嘈杂、混乱以及笨拙的政治安排都可以增长，那么就没有哪个贫困可怜的国家需要面对增长与民主之间的浮士德抉择了（译注：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更进一步的观察这两个国家，发现他们在发展不同时期起伏的原因是惊人的相似。他们的经济，在政策自由时表现好；在政治倒退时步履蹒跚。现在许多落后国家正在进行相近的政治及经济选择斗争，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问题。现在正是我们认清中国及印度故事的时候。

 

印度不为人知的历史

 

故事并不是从2008年开始的。这是一场可以向前追溯数十年的赛马，它向我们说明了有关民主与增长，管制与繁荣的关系。从经济的远景观察，重要的不是静态的政治系统，而是它是如何演化的。印度今天享有的增长是从1990年代开始加速的，当时它进行了电视台私有化，地方分权，及改善政府管理。与那种惯常的观念相反，印度的疲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由于其民主，而是因为，在1970到1980年代它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民主。要弄明白印度今天的经济，及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我们必须回到1950年代。

 

很多学者将印度1950至1990年的萧条归咎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发展策略。但是这种看法对尼赫鲁是不公的，责任应当属于英迪拉·甘地，尼赫鲁的女儿，她于1966年至1984年期间长时间担任总理。尼赫鲁的制高点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些国家，如南韩，都是相对成功的。问题不在于尼赫鲁的经济政策如何有害，而在于为什么印度在这套模式显然无效的情况下仍继续坚持并加强其推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明白英迪拉·甘地带给印度民主的持久伤害。

 

保护人的身份成了她的竞选策略，当她破坏了民主政治的重要部分——政党系统。甘地削弱了曾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大党。她规避各种既定规则，减少其基层草根组织，指定党的官员而不是让基层普通党员投票选举。国大党的削弱意味着甘地必须用其他方式赢得再选：打压政治对手，勾引特殊利益者，或者提供政治派送品（买票）。

 

或者干脆取消选举。英迪拉·甘地在1975年六月颁布紧急状态令，并取消了下一年的大选。无独有偶，早在1970年她就曾推迟及取消了国大党的选举。另外，她试图将原有的联邦制向她自己的中央集权制转变。 根据政治学家Amal Ray 和 John Kincaid 的统计数据，在1966至1976年间甘地政府曾动用宪法第356款36次，而该条款规定联邦政府可在紧急情况下剥夺各邦政府的部分权力。而尼赫鲁及其继任者（1950 - 65）仅仅使用过九次。1980至1984年，她又使用了13次。对特别权力的滥用破坏了印度的民主体制。

 

甘地行为的累积后果作用于印度的政治体制，使其虽然还保留着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特点，但已经充斥不负责任，腐败，同时扰乱了普通选民评估其领导人的正常能力。在有效民主中，选民用选票惩罚那些不称职的政客，但在印度不是这样。1967年及1971年的国大党重新当选的前一年，印度的人均GDP都是倒退的。这并不是民主辜负了印度，而是印度辜负了民主。

 

在这一时期长期推行反经济自由化。因为甘地的政治资本在于其保护人身份，她没有加强经济增长真正动力的教育与健康事业的紧迫激励。小学教师与学生比例在其执政时期始终顽固的保持在百分之二左右。她的统治结束时，1985年仅有18%的印度儿童接种了百白破（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疫苗，只有1%接种了麻疹疫苗。即便今天，印度仍在为她的过失买单。低人力资本水平是制约该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好消息是印度正在甩掉这项负遗产。随着印度政治变得愈加开放和负责，后甘地政府开始把民众的福利放在政策的首要位置。比如，成人识字率从1990年的49%增加到2006年的61%。在未来，这些社会投资会转变为真实的红利。

 

中国大逆转

 

中国的崛起似乎在表面上（与印度）是很不同的。共产党及封闭政体保障了其经济的高效、庞大坚实并且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同时使国家进入超速运行。这似乎与通常的理解相差很远，即民主体制促进发展，因为它能够制约统治者并且保障私人企业资产及劳动果实的安全。将中国的成长归功于其一党统治是错误的只将考察重点放在当前静态的情形而不是动态的倾向。中国的起飞并不是因为其集权政治，他的起飞是因为1980年代的自由化政治改革使该国不再那么的集权。同印度一样，当1990年代中国政治改革倒退政府管理变差的时候，人民福利下降。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尤其是农村地区；分配不均达到了警戒水平；经济增长给普通人带来的收益迅速下降。中国甚至在其传统优势领域也表现不佳：教育及医疗。成人文盲率上升，疫苗接种率下降。国家的GDP也许是在急速增长，但这对你的健康是相当危险的。

 

真正的中国奇迹开始于1980年代，当时是中国政治最自由的时期。个人收入增长超过了GDP增长；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上升；收入分配得到初步改善。在1980年代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成果显著，而当时并没有任何现在被认为是中国模式必要因素（如外国直接投资）的帮助。在短时间内（1980 - 84），中国脱贫的农村人口要比后来1990年到2005年脱贫的还要多。如果印度在英迪拉·甘地治下变得更少民主，而中国在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三驾马车治下减少集权，那么我们就可以洞察到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

 

改革者的第一步行动是发出改善私有财产环境的信号。与今天强征土地相反，中国政府在1979年返还了部分原先充公的银行存款、债券、黄金以及私人住房，而其原持有者从前被当作“资本家”批判。此项政策涉及的人并不多，大约有七十万左右。但这在一个仍处于文化大革命余波中的中国来说，其象征意义是巨大的。在后毛泽东时代还有其他为唤起私人企业信心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措施。1979年两位副总理亲自到场祝贺北京第一家私人饭店开张。早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就显示愿意在私有部门招收党员。那种认为中共在江泽民时代后期才开始吸纳资本家党员的普遍印象是不准确的。

 

改革领袖同样开始着手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正如学者裴敏欣（Minxin Pei）所说，每一个重要的政治改革，如：政府官员的强制退休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法制改革，乡村自治实验以及放宽对社会团体的管制等，都是在1980年代制定的。中国媒体在改革初期变得更加自由。这种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是合拍或者超前于其经济增长的，并非是经济成功的结果。

 

这种自由主义对拥有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村的作用最大。私人资本在1980年代得到放松，私人企业与私有化企业开始普及。尤其是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因为那里更加需要它们。在一千两百万的乡镇企业中，有一千万是完全的私人企业。中国政策方向的变化是确定可信的，这鼓励了大量的企业家去为自身利益而投入商业。

 

但是在1990年代，中国政府彻底颠覆了开始于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这个结论是由一位身居其中的内部人士吴敏给出的，他是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吴透露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改革方案已经得到了一些成果。大会废除了许多政府机构中的党委，并明确的区分了党和国家的职能。1989年之后，政治改革停滞，尤其是在对共产党权力控制方面更是如此。

 

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试图通过增强党内民主，提供监督与权力平衡来增强政府的责任感。吴举了一个1990年代的特定事例来说明此时中国已经背离了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根据吴的说法，在1990年代中国政府阻止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及法院官员进行评定。吴解释说，“这绝对是个倒退。”

 

这到底使中国倒退了多少？是三十年吗？回顾一下中国的生产事故。1979年一次导致72人死亡的石油钻井船沉没事故后，人民代表大会为此召开了听证会，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被要求出席作证。该部长被认为玩忽职守而被撤职。但是自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发生了上百次的煤矿事故，上千人丧生。没有为此开过一次听证会，没有一个省部级官员被追究直接责任。

 

同英迪拉·甘地在1970及1980年代所做的一样，中国在1990年代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这是相对于十年前充满希望的改革的又一倒退。而之前的改革的核心是将决策权下放给那些对当地情况有充分了解的人。1994年，中央政府增加了税收中中央财政所占的比例，并且抛弃了中国最具创新意义的改革——财政联邦制。1990年代的另一些鲜为人知的措施是削减了乡村一级的职能及其所能支配的预算。因此，虽然其官员是由选举产生的，但他们却没有什么实权。

 

这些倒退导致的经济后果是显著的。1990年代相对于GDP，家庭收入的增长是令人沮丧的，这意味着普通中国人的福利受损。1990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达到峰值53.5%，这部分才是普通人的收入。到200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5%。在45%这一数字下，中国经济带给它的人民的利益低于1978年，那时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8%。相似的，中国最贫穷人口的发展没有得到关注，这个国家的识字率在下降。2007年4月2日，国营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以罕见的坦诚标题《文盲阴魂重回乡村（中国）》刊登文章。报道指出中国成年文盲人数在2000年至2005年增长了三千万。在2005年中国有一亿一千五百七十万成年文盲，而2000年是八千五百万。问题的根源开始于1990年代。非文盲的标准是7到9岁时可识1500个汉字。现在进入成年文盲的人应该是在1990年代中期接受小学教育。另外，百白破及麻疹疫苗接种率在1990年代也开始下降，而该数字在1980年代一直是上升的。早晚中国要为这些重大疏失付出巨大代价。

 

1990年代，中国发展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1980年代，增长是广泛的且有利于穷人；之后，从增长中受益的人口变少，社会效能恶化。这种倒退给中国农村地区带来的冲击最大，而该地区却一直是寂静不被人注意的。

 

改革动因

 

当然，了解中印发展起源的不同之路仅仅是故事的一半。更重要的是两国改革所起的作用，政治自由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苏联解体后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中国避免了同样的命运，是因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而事实正好相反。中共在1989年天安门危机中得以幸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使农村人口得到了满足。198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了最激进的经济及政治改革。正是这些改革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政治改革也对印度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以媒体为例。在长期的甘地时代，虽然印刷出版业是自由的，但政府控制着电视媒体。而在印度这样高文盲率的国家，电视是更加重要的信息来源。1990年代电视台私有化不仅改善了普通印度人的娱乐水平，还增加了印度政治的透明度。许多腐败及收受贿赂的丑闻首次在电视上被揭露出来，那些政客在旅馆阴暗房间中接递现金的画面大大扩大了揭露的效果。这才是反腐败的正途。

 

正当苏联崩溃后中国收紧农村政治的同时，印度正向相反的方向迈进。1992年印度加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乡村自治。这种村务委员会（五人长老会）现象为从城市中心向城乡平等及提高妇女地位转变提供了途径。那些在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萎缩的印度民主辅助公共机构又开始复苏。世界银行公布的指标显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印度高增长时期，印度政府管理中的关键领域有了显著的改善。

 

事实上，印度在许多改革领域领先于中国。整个1990年代，印度减少银行业中的国家控制，允许纯私有的内资及外资银行存在，取消在公开市场证券买卖中的政府规定“公平价格”。中国的金融改革无论从速度还是深度上都无法与印度相比。

 

民主会阻碍改革吗？许多中国的改革者持有这种观念，但是这只是一种恐惧大于事实的假设。考量以下有关印度政治的事实：所有的改革都是由多党联合完成的，而非一党独大。这无论是在国大党执政的1990年代，还是人民党执政的1998至2004年，以及现在的国大党执政时代都是如此。

 

那么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呢？即使是印度的自由主义者有时也希望此时能有一些集权。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政府跨越了一切政治与法律，一夜之间建设了世界级的铁路、高速公路和水利等其他系统网络。的确，集权在公共工程建设方面具有优势。但是，不。基础设施建设是跟随而不是领先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1988年中国大约拥有91英里（译注：约146公里）。这一数字直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大量投入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前，都没有改变。仅仅是在过去的八到十年间，中国才可以声称他们的基础设施可以和发达国家匹敌了。

 

许多外国投资者认为基础设施解释了中印发展的不同途径。而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证据。1980年代，印度在某些基础设施方面优于中国。比如，它有更长的铁路系统。尽管对于今天哪国表现较好存在争议，但是在1980年代中国优于印度是无疑的。是改革和社会事业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发展，而非华而不实的机场和摩天大楼。

 

为如此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辩护的一个理由是，它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和商业评论家批评印度没有在这方面跟随中国。但这些批评都是因果倒置的。如同基础设施一样，FDI也是跟随GDP增长，而非带动GDP增长。在1980年代，中国接受很少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当时的经济要比后来增长的更快且更加健康。FDI是增长的结果，同时商业政策的第一要旨是如何增进经济增长，而非如何吸引外资。只要印度能够保持8%到9%的增长率，即便没有高级的基础设施，它也可以将现有的每年七十亿美元外资流入增至三倍甚至四倍。增长可以自我实现商业及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发电站及交通运输网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不受公共舆论、媒体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束，中国的领导们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其中很多是政府建筑，并且造价相当昂贵，有的要花费一亿美元。这些工程的财务成本远不及其机会成本，它们本应该投资于教育及医疗。这个国家十年间仅在上海就增加了近3000座摩天大楼，同时增加了三千万文盲，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由政治改革带来的经济红利并不能一夜得见，这种在时间上的滞后总会使事实变得模糊。但是通过不同方向的考察，我们看到政治自由化给中国和印度经济带来的是激励而非阻碍。

 

在长时期的中断之后，中国的领导层又重新回到了1980年代的认识，即政治改革应当优先。中国农村开始从1990年代的被忽视中恢复过来，农村收入的增长达到了1989年以来的最快水平。这些都是好消息。但是为了巩固这些成就，必须解除1990年代的不自由政策。印度从自身反自由阴影中走出的经验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从前中国教会印度社会事业投资与经济开放的重要性。而今天的中国应当借鉴印度及1980年代的自己，即政治改革与增长并不矛盾。它们是实现一个更加健康、基础更加牢固的美好未来的关键因素。


译注：看了留言才知道这个标题会让这么多人不舒服，这其实是冤枉作者了。还有人认为是我凭空加上的，这也冤枉我了。我一开始是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看到这篇文章的，它在封面上有一个副标题是这样的，可是后来找的原文中没有这个副标，杂志内该文章也没有。看来是杂志编辑自己加上去的。为了避免刺激读者，造成不必要的情绪，我撤下了副标，并在文章一开始作了说明。